播革命之火

——坚持“求学勿忘革命，革命勿忘求学”的追求

某种意义上说，有两个绥师，一个是实体意义上的绥师，一个是精神意义上的绥师。近百年来，实体意义上的绥师不断变化，校名几度更替、校址不断迁移，但精神意义上的绥师，在很多人心中却未曾改变，人们依然认可她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座红色宝库，是“西北革命策源地”和“革命英才的摇篮”。

镜头推回到1924年。“春雷一声天放光，小城回来了读书郎，兴教办学振家邦，绥德后生一肩扛，为国为民不惜命，年轻娃娃当校长……”在富有陕北风情的说书声中，学生们扭起了秧歌，欢迎李子洲到省立第四师范任校长。

这是必威Betway东盟体育校史剧《播火者》中的一幕，饰演学生的演员都是必威Betway东盟体育本部和绥德师范校区的在校生，富有活力的校园场景再现了以李子洲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在陕北播火的时代景观。

许多人在追寻校史起源时，都会将那段历史看作绥师与时代的第一次共振。建校近百年来，在许多重要的时代转折关头，都可以看到她的身影。“绥师能延续至今，是因为无论多么艰难困苦，她一直在跟着时代潮流前进。”原绥德师范学校党委书记武军说。

觉醒年代

陕北民众的觉醒始于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建立。

那时的陕北由于地广人稀、地理闭塞，导致教育落后，文化传播困难。外出学习的学子们慢慢明白，陕北之所以落后，根源就在教育落后，民智未开。

1922年，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李子洲、呼延震东和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的白超然获悉陕西拟建第四师范学校的消息，便立即联合陕北教育家杜斌丞等人四处奔走，最终将这所学校选址到绥德，简称四师。

1923年秋季四师开学，在陕北轰动一时。但不久以后，学校因管理问题引起学生不满，要求撤换校长。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的李子洲，成为四师第二任校长。

“李子洲是在刘天章、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回陕北也是受到李大钊的指派，肩负着传播五四精神，或者说传播共产主义火种的任务。”原绥德师范学校校长、必威Betway东盟体育绥德师范校区管委会主任王守文说，李子洲任校长后，立刻前往北京拜访李大钊，为四师聘请进步教师。

北京这一趟，李子洲还带回中共北京区委的指示：基于国共合作已经形成的有利时机，批准由李子洲、王复生和王懋廷组成陕北问题工作小组，指定李子洲和王懋廷为北京党组织直属特别通讯员，在陕北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明面上他们来当教员，实际上更主要的工作是李大钊派来协助李子洲开展党政工作。他们通过建立党团组织，开启了在陕北播火的历程。”王守文说。

1924年秋季的开学典礼上，李子洲宣称自己“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种子而迁就此职，并非只为师资教育、个人职业。”

当年下半年，王懋廷就开始在青年师生中发现和培养党、团组织的发展对象，吸收同学加入共进社，并建立了共进社绥德分社。很快，他们在四师秘密建立起陕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绥德（四师）小组，直属中共北京区委领导，后来又成立陕北第一个团组织——SY（社会主义青年团）绥德（四师）支部，直属上海团中央局领导。

榆林中学绥德籍学生张肇勤、李登霄放寒假回绥德，也在四师由李子洲、王懋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以后榆林党、团组织的建立打下基础。

1925年初，中共绥德（四师）支部成立，直属中共北京区委，活动范围是陕北各地，李子洲以校长身份应酬交际，为党、团组织的发展铲除环境障碍。开学后，张肇勤、李登霄从绥德返回榆林中学，随之成立团小组，不久团小组又改为共青团榆中支部，隶属共青团绥德(四师)支部。春夏之交时，中共绥德（四师）支部经过半年多时间，党员数量不断增加，队伍不断壮大，仅四师校内就有十多名党员。之后，四师和榆林中学的学生走出校门，陆续在神木、府谷、定边等县，甚至是山西汾阳、宁夏银川等地先后创建了党团组织，一些县城及重要村镇均有党的组织。“1926年12月，在中共中央局的一份报告里，提到当年11月、12月，陕北已有党员200多名。”王守文说。1926年前往四师任教的刘尚达还记得，刚到学校时不论在四师教员中，还是在学生中，到处都洋溢着一种奋发向上的革命朝气。“我们一到这里，就感到自己投身于火热的熔炉之中，温暖的怀抱之中。”刘尚达入校不久，李子洲和延安四中校长呼延震东刚刚开完陕北三校教育会议。他们在返回学校的第一时间便组织会议，派刘尚达跟随呼延震东校长和田均田到延安去开展建党工作。至1927年，陕北23个县中的17个县都建立了党组织，还有一个军队党组织，其中由四师党员学生创建的党组织就有15个。四师80%的师生成为党团成员。当时陕北流传这样的歌谣：“若要强，扛钢枪。强上强，上学堂。”这里的学堂指的就是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中共党团组织在学校的建立和发展，以及领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使学校声名大噪，被誉为陕北的“上海大学”，从而使四师成为西北革命的策源地和陕北革命的活动中心，有力地吸引着各地的有志青年。2021年4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长朱善璐来到学校调研，提出北大和绥师红色基因一脉相承、精神谱系一脉相承，北京大学革命的火种和陕北绥师革命的火花应该连在一起，把红色关系恢复、复兴起来，这不仅有历史意义，还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绥师是个伟大的学校，是李大钊代表党播撒马克思主义集中开花最明显、效果最直接的地方。”朱善璐说。

培育英才

存放在陕西省档案馆的一份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则》上记载着四师的办学宗旨：“发展青年身心，培养积极道德，注重科学教育，造就优良师资。”

李子洲讲得就更具体了：“本校的宗旨为培养新的师资，改变落后面貌。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生，唤醒工农劳苦大众，一起改造中国。”

在开学第一天，他就向师生宣告：“本校的办学原则为求学勿忘革命，革命勿忘求学。如求学而忘革命非真求学，革命而忘求学非真革命。”

把一所学校办好，本身就是革命。“由此可见，在四师创立之初，李子洲就把教育和改造社会紧密地结合起来了，着眼于服务社会，教书育人，并依此进行教学和革命实践。”原绥德师范学校党委书记武军说，李子洲的办学理念同时受到李大钊和蔡元培的影响。

在李子洲接任四师校长前，学校死气沉沉，学生除上课读书外，国家大事、人民疾苦，概不闻问。他到任后进京拜访李大钊，还在北大的校报上发出招聘启事。

此后不久，杨明轩成为教务主任，常汉三成为训育主任，王懋廷、田伯荫、韩叔勋、李瑞阳、蔡南轩等北大、北师大的进步知识分子来到四师成为教员，这标志着李子洲的教学改革开始了。

在教学方面，四师首先把马列主义理论列为必修课，由李子洲亲自讲授。国文课以“爱国主义教育和提倡唯物论、科学宇宙观，反帝反封建反对唯心主义”为中心，学校自行选编教材讲义。还增加了民间文学的内容，并组织学生下乡收集民歌、民谣、秧歌词等民间文学。同时，辅导群众文化活动，使课堂更贴近于社会生活。

课外，李子洲总是想方设法邀请各路名人来四师，让他们把外面的世界介绍给师生，使大家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李子洲的友人惠又光来到绥德，就被请来给师生们讲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结交孙中山的过程，以及日本的政治、军事等情况。共进社社员严敬斋留美归来，就被邀请来校讲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俗风情，以及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在美国的生活状况等。史可轩从苏联回国，也被请来作关于旅苏观感的报告。杨虎城、魏野畴等知名人士途经绥徳时，四师都组织了演讲会、报告会。

与此同时，四师还强调教学和实验、实习相结合，做到学用一致。每逢星期天就会组织学生到附近农村做宣传和调査工作，图书馆备有许多进步书刊，还特设政治问答栏，学生提出疑难问题，由教师笔答。

为了唤醒更多的民众，学校接办了绥徳的平民学校，由学生执教。这不仅让学生得到实习锻炼，又扩大了社会教育，培养了一批工农革命骨干力量。寒假时四师还要求学生回乡办补习学校和夜校，在进行文化普及的同时进行革命宣传。这为四师师生和人民群众密切接触、传播革命思想提供了机会和场所。党组织在四师内部建立后，很多活动都在平民学校内进行，那里基本上成了党的活动中心。

为了加强革命教育，四师先后向黄埔军校、上海大学、甘肃军校输送学员，刘志丹、霍世杰、张肇勤等都在其中。通过外出学习，这些师生思想境界有了新的变化，明白了只有彻底革命才是改造社会的唯一出路的道理，这为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人才和教育基础。

在教学内容革新的基础上，四师也在教育管理上作出了重大变革，实行了科学民主的管理办法。在校友收集的杨明轩的遗物中，就有四师组织教育大纲和教育组织管理，像学籍管理、图书馆管理等，即使用现代的眼光来审视它，当年组织大纲的内容也不落伍。“这里面提出师范教育不是培养学生的职业问题，师范不应看成一种职业，而应是一种事业。”原绥德师范学校副校长张杰说。

正是因为学校能够从社会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坚持为现实斗争服务、教书育人的方针，才能培养出大批优秀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近百年来，学校有3位校友成为副国级领导，有60多位校友成为新中国党政军的高级干部，有8位校友担任过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有70多位校友为中国革命英勇牺牲。

播下火种

不止一位党史专家说过，研究陕北革命史，绝对绕不开四师。

原绥德师范学校副校长张杰因为参与编纂校史的工作，对于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涉及的学生姓名、就读班级都记得十分清楚。许多活动都有四师人的身影，且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1924年，已经是安定民团团总的谢子长从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回到陕西，向党组织报道，李子洲指导他“你继续回去，带你的民团，我们要在陕北干革命，你那里大有可为！”

1924年年底，党组织在绥德发展瓦窑堡驻军中的李象九、史唯然、王有才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陕北国民军中种下第一颗革命的种子，后来这支部队成为清涧起义的主要力量。1925年秋天，李子洲送刘志丹去黄埔军校学习，叮嘱他：“光搞学潮不行，要学会训练军队，学会打仗，指挥军队。”

从1925年到1927年，学校面临被封闭，四师派出100余人去各地军校、部队学军事，搞兵运活动，正是这些人成为后来陕北革命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

陕北革命武装和陕甘游击队从无到有，由小至大，不断发展壮大，使分别建立的陕北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到不断发展直至连成一片，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1926年11月西安解围后，李子洲被调往西安，学校党支部由常汉三负责，他继任校长后，继续坚持“求学和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宗旨，一方面有计划、有组织地让学生在大革命的风浪中去锻炼，另一方面坚持严以教学的方针，要求师生必须认真教学、刻苦读书。常汉三把办公室设在大门旁边的一间房子里，上课期间学生一律不许外出，凡是进出校门的人，他都一清二楚。

张杰介绍，在我国革命的历史上，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基本都是先创建武装力量，再由武装力量打下根据地，在根据地建立地方党组织。而只有陕北，是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像春雨润泽万物一样，一点一滴、无声无息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辟出来的地方党团工作，奠定了以后革命大发展的基础。

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四师的革命实践活动非常活跃。每逢重大纪念日，学校总要充分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各种纪念活动，既教育了青年学生，又发动了群众。

1925年年初，四师成立了学生会，后又与榆林中学等陕北较大的中小学校学生会联合组成陕北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针对反动上层发动学潮，发动当地的农民运动，进行群众性文化教育活动，在实践中锻炼青年学生。

3月15日，李子洲组织四师师生积极参加了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在绥德举行的各分会代表会议。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传来后，四师党组织领导全校师生和地方各界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并立碑铭志。

“五卅惨案”发生后，学校停课两周，一方面成立“后援会”，发动和领导绥德城乡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等声援活动；另一方面，把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在“到民间去”的号召下，分赴葭县（今佳县）、吴堡等地发动群众捐款，支持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从而在整个陕北地区形成了以绥徳为中心的声援工人大罢工斗争的高潮。

一场场斗争不仅唤醒了民众，而且增强了各阶层人民反帝斗争的意志。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四师学生会会同国民党绥德县党部、陕北青年社、陕北非基同盟会等组织，于3月24日在绥德联合召开市民大会，愤怒声讨段祺瑞政府的暴行，通过了给遇难者家属的慰问电和警告各国公使的通电，并由教务主任杨明轩和共产党员田伯英老师主演了王子休赶写的三幕话剧《被毁的血书》。剧情悲愤激昂，使校内外观众深受感动和教育。

与此同时，学校党团组织还积极开展工农运动和兵运斗争。1926年，四师党组织通过学生会和陕北青年社，领导脚户和农民成立“脚户自保会”。脚户自保会领导脚户和学生、农民联合行动，迫使官方取消了专门敲诈勒索脚户的帮会组织，又成立了绥徳总工会，使工人运动走向自觉的道路。

同时，党组织把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农村，向农民做宣传动员工作，广泛建立村、区农民协会，在条件成熟的村庄还发展党团组织。并在1927年成立了绥德县农民协会。在农民协会的旗帜下，先后展开了反对国民党县衙和地主、高利贷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四师党团组织的壮大和各种革命活动的开展，慢慢让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忌惮。虽经1927年8月和1928年4月两次封闭学校，但四师的革命火种从未被扑灭。到1930年底第三次被封闭之前，四师党组织仍然秘密地存在着，仍在组织学生发动农民运动。

“从1923年到1930年，虽然反动当局经常对学校的革命势力进行摧残，学校几次被封闭，但怀有革命热情的学生却乘机深入村落，点燃了革命烽火。有的同志在革命中牺牲了，但幸存者仍在继续战斗，直到革命势力发展壮大，他们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必威Betway东盟体育绥德师范校区党工委书记张雄说。

文章来源：当代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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