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懋廷（1898—1930）

在云南省祥云县，矗立着一尊烈士铜像，这位烈士就是陕北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陕北青年团组织建立和发展的主要领导者，云南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早期无产阶级坚贞的组织活动家、教育家和革命家王懋廷。

追求进步和革命的青年

王懋廷，又名王德三，1898年7月15日出生于云南祥云县王家庄半自耕农家庭。他的祖父和父辈都是以舌耕糊口、桃李满门的清贫之士；纯正的耕读家风，培养了他和大哥王儒廷(又名王复生)、三弟王馨廷勤劳正直、力求上进的品格。王懋廷幼年多病，与母亲相处日久，受母亲自强不息、克己持家性格的影响尤深。接受革命思想后，他把对母亲的“孝”升华为对解放所有母亲的革命事业的“忠”，他的信念就是“能够解放旧社会的母亲，就可以安慰自己思念已故母亲的感情”。

兄长王复生于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在李大钊的培育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加入党的组织。王懋廷经常收到兄长要关心祖国命运的革命信件，这些信件激发着王懋廷追求进步和革命的思想。在中学校读书时，王懋廷就因为维护正义，带头痛打了欺压群众的军阀巡警，闹出很大风波，以致无法在校容身，于1919年春也去北京大学补学。不久，五四运动爆发，王懋廷投身革命洪流，经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洗礼。1921年他考入了北大理科预科，参加了由李大钊领导，邓中夏、罗章龙、王复生等19人成立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担任法文翻译。他一边研究马克思主义，一边走出校园到劳工群众中去。他先后与王复生、王有德(也是云南人，当时北大称他们三人为“云南三王”)裹粮步行，多次到北京郊区门头沟煤矿等地调查，并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人的工作。革命实践的锻炼和考验，使王懋廷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经邓中夏介绍，他在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罗章龙时为中共北大支部书记，后来回忆说，王懋廷“是北大支部很活跃的积极分子”。

王懋廷去北京的次年，三弟王馨廷也去北京求学。为了发展党的组织，同时也为解决3人求学的经济困难，1922年王复生在北大休学去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任教。一年后，王复生回到北大复学，王懋廷接踵到咸林中学任教。为减轻长兄负担，王懋廷还将因参加学运被军阀追捕殴打成疾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三弟王馨廷带在身边养病，后又带到陕北，终因病重吐血月余病故绥德。

陕北党组织的创始者之一

王懋廷来陕北，是李子洲从李大钊和王复生那里请来的。

1924年春，李子洲应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聘请任该校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5月，接任了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四师，即今绥德师范前身)校长。为办一所革命学校，创造陕北革命的基地，开学前，李子洲专程去北大找到当年同窗好友王复生拜访李大钊求助。在李大钊支持下，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四师聘教启事。王懋廷即由李大钊和王复生商定由咸林中学派到四师任教，协助李子洲开展革命工作。时李大钊正在北京负责北方地区的建党工作和革命运动，他即决定李子洲和王懋廷同为北京党组织直属特别通讯员，任务是在陕北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决定李、王与北京党组织直接往来，并定下秘密通信方法及地址。

1924年秋开学前，王懋廷和弟弟王馨廷来到了陕北绥德第四师范。

绥德，虽然距榆林200多里路，但依然在土皇帝井岳秀的虎视之下，李子洲不得不与上层多方周旋，与当地上层人士、驻绥德团长石谦，甚至通过杜斌承与井岳秀接触，以尽力维持学校的稳定，而自己则不能较多和公开直接参与校内的革命和建党活动。因此，除了总的领导和重大问题的决策外，具体的组织活动就交给了王懋廷。

王懋廷，一个出色的革命活动家。到四师后，他与李子洲密切配合，从改革教育制度入手，大量增设政治和科学课程，利用课堂课外，大力宣传马列主义，传播进步思想。这位年仅24岁的国文教师，知识渊博，教学认真，为人热诚，口才极好，很受学生欢迎。很多当时的学生对他的教学记忆犹新，有的回忆说：“同学们最敬爱的是王懋廷同志。他首先给我们选讲《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很多有关新时代知识的课程，课外不时和同志们谈话接触，给同学们介绍阅读《中国青年》、《政治生活》和《向导》，帮助各班学生各自成立了各种学习讲座会、讲演会、辩论实习会、文娱研习会等。”“他介绍和发展许多进步同学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具体布置他们调查社会情况，看革命书籍。”吸收“真实努力的分子”入党入团。

在教师中，王懋廷也积极审慎地开展工作。英文教师田伯荫1924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也经魏野畴介绍来四师任教，负责在陕北发展共进社的任务。王懋廷与田伯荫同住一个宿舍，他支持田发展共进社的工作，却不以其共进社的活动为满足，经常向田讲解共产党的性质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并给田介绍《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不久，田伯荫认识提高，写了申请入党的信，王懋廷报北京党组织，1924年10月间得到回信，批准田伯荫入党，并指示要在陕北成立党的组织。

在上级指示下，王懋廷、田伯荫在共进社员中和其它方面积极发展党员，到11月便在四师成立起共产党小组，组长由田伯荫担任。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关于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组织问题是当前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要求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努力扩大党员的数量，以适应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这年春，四师成立党支部，夏季又成立起党的特别支部，王懋廷担任支部和特支最为重要的宣传工作。在驻瓦窑堡的石谦团(石谦团部1925年由绥德换驻瓦窑堡)中，由王懋廷介绍入团旋即转党的该团第三连连长李象九成立起党和团的支部，王懋廷还到榆林帮助由他介绍入党的榆中学生张肇勤和李登霄成立起党和团的支部。党员也迅速增加，四师发展有20多名，榆中和李象九连发展了10多名。陕北1925年有40多名党员，其中有7人是王懋廷介绍入党，许多人则是王懋廷介绍入团后转为党员的。这一批党员，有建国前牺牲的革命烈士白明善、乔国桢、刘志丹、王兆卿、高光祖等;有建国后在党和政府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马明方、郭洪涛、霍维德、阎红彦、武开章、雷恩钧等。同时，共青团员发展到70多名。陕北党、团组织的迅速发展和扩大，是形成陕北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

1925年8月，王懋廷离开陕北调回北京，其兄王复生受党派遣来陕北，与李子洲一起继续领导和发展陕北大革命。

陕北青年团组织建立和发展的主要领导者

陕北团组织是王懋廷亲自在学生中发展团员建立的。王懋廷在1924年12月上旬发展团员成立了绥德支部。到月底，学生团员发展到14名。为了适应团员增多需成立相应组织的情况，29日，王懋廷给在上海团中央任组织部长的邓中夏写信，要求在绥德成立SY地方团，即团地方执行委员会。

四师建党是由北京李大钊领导进行的，归北京党组织管，建团本应与北京团组织联系，而王懋廷发展陕北团组织未向北京团组织联系却写信给上海，从当时文献资料证明，1924年北京团组织发生了问题，导致中央指示解散了北京团组织，另组织起筹备委员会对原来的团员逐个重新审查登记。王懋廷在给邓中夏的信中也说"北京方面的SY，没有团体训练，真实努力的分子太少"，加之王懋廷与邓中夏之关系，便直接与上海联系。这也是陕北党组织建立和团组织建立分别走了北京和上海两条线的一个特殊情况。

王懋廷给邓中夏要成立团地委的报告，因团的二大章程规定，建立地方团得有20名以上团员而未准许成立，指示可成立特别支部进行领导。在团中央指示未来之前，王懋廷又在榆林和佳县发展团员建立了组织，因此于1925年2月成立了"共青团陕北特别支部"，他亲自担任书记，负责领导陕北各县(当时陕北是23县)共青团的工作。同年4月上报成立团地委，又未批准。直至王懋廷离开"四师"之前，他成立团地委的愿望还未实现，但他为陕北秋季成立共青团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和陕北大量发展团的组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为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而奋斗的楷模

在四师，王懋廷以党组织为核心，在陕北发动起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他负责开展的学生运动，在北方地区最为活跃。他是知识分子，但受李大钊和邓中夏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的影响，不把革命当作三五文人的运动和纸面的笔墨运动，而是实际到民众中去，发动群众，进行现实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

王懋廷认为，共产党有高深的理论，有远大的奋斗目标，他自己就是为实现远大的奋斗目标而献身的。他在1925年5月23日的一个报告申说:革命要闹成功，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作为我们的中军”，“第一步先把各地进步的师范学生及贫苦的中学生组织起来，将来他们毕业后到各地去当小学教师”，“第二步的工作，每个小学教师都于课外成立一个成年补习学校，使劳苦同胞于作业外受相当的教育，了解我们的主义。因补习学校的关系，我们并可以组织他们，使他们有坚固的组织”。他特别提到：“苏俄革命的功劳，我们不能不提及到民间去的志士。”每次假期或节日，王懋廷便给学生党、团员布置回村作社会调查，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宣传演讲，宣传建立农民协会。他在学校组织起学生会、青年协会，在绥德城内成立了手工业工会，在城周围农户中组织起“脚户自保会”，还亲自去榆林成立起榆林工会，向工农群众宣传“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的道理和“背上头颅干革命”的献身精神。陕北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毛驴，不少农民养一头或数头毛驴，靠驮脚贩运赚钱为生。当时绥德城内军阀官衙设起名为“骡柜”的店栈，横行霸道，农民赶牲口一进城，便被拉去无偿支差（人骑或驮东西），脚户住宿也被强拉住他们的店栈，宿费又高，直到把脚户身上的钱刮得差不多了才让离店，农民脚户受此敲诈，敢怒不敢言。王懋廷组织“四师”学生以学生会出面，与农民脚户组织起“脚户自保会”，发动脚户“罢工”，不给城内驮粮、拉盐、运炭，威胁到官府衙门的吃饭生活问题。经过斗争，迫使官衙取消了“骡柜”。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王懋廷在绥德组织起“各界救国办事处”，组织七八百人游行示威，检查和抵制英货、日货;百余学生组成“募捐团”，向机关、商号、住户沿门募集，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并派学生到各县及各大镇进行宣传。王懋廷代表四师联络北部各县，在榆林组织起“陕北各界对英、日惨杀同胞雪耻会”，组织各界游行示威。陕北各地共募捐3200多块银元汇交上海总工会。从1924年12月起，王懋廷在开展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活动、筹组国民党地方组织(当时中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等都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王懋廷与李子洲一起，从创建和发展陕北党、团组织，到唤醒民众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陕北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丰碑长存 英名永在

1926年王懋廷被调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政治教官，半年后党又派他回云南开辟革命工作。1928年王懋廷作为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党的六大。在他回到云南的三年多中，先后建立党的特委和省委，在各县成立农民协会、云南妇女解放协会、学生联合会和昆明总工会，在滇越铁路和各旧矿山开展工人运动，在蒙自查尼皮等地建立游击队，并组织了陆良等地的武装暴动。当不少共产党员遭军阀抓捕杀害后，王懋廷面对一座座遇难同志的坟茔誓言：“拼着这傲逆的骨头，粉碎束缚着人的锁链，……一定要让镰刀斧头的红旗，飘扬在你们的冢头；英特纳雄耐尔的歌声，荡漾于你们的四周。”后因叛徒出卖，王懋廷被捕入狱。在敌人的酷刑面前，他铁骨铮铮，视死如归，他知道敌人不会放过他的性命，在狱中留给老父的遗书中写道：“儿自信不(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父亲、对不起人类的事情。儿已处此境地，如果苟生偷活，那就要做出些无廉耻的事情，那时你儿子又有什么脸在人世上?天下人听见云南，就要骂王懋廷是个无廉耻的人。”年仅32岁的王懋廷，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就这样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王懋廷牺牲的消息传到上海时，“全党恸悼”。

王懋廷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不幸早逝，而陕北革命在他身后则是星火燎原了。

王懋廷，西北地区的“罗普米修斯”，是他在无边黑暗的沉云中，用马克思主义的“天火”，点燃人们奔向解放的一线光亮。

王懋廷，陕北人民永远怀念的革命先驱！

（转载自榆林政协网，2006年1月11日，作者：高中哲、薛生德，编者有删改。）